“80后”们的官场生涯

[世华财讯]官场有起落，斗争有成败，站队的风险也不小。站错一次队，影响的很可能就会是一生的命运。

“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如果熬的话，也会有一官半职，但这有什么意义呢？”忆起这段经历，覃夏说，事实上，大学生到机关能发挥作用的很少，因为自己本身就没什么资源，也没什么经验，“想象着会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其实谁听你啊，想改变的没条件，有条件的不想改”。

在同僚当中，肖桂国是个异类，他开博客、发牢骚、写官场感言，最近还联络了几百个全国各地身处官场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80后，他们打算自费出本书，把各自的从政经历和感悟集中起来表达，名字就叫《“选调生”眼中的官场》。

选调生原本是中组部培养年轻干部的一项活动，选拔那些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到最基层的乡镇工作。在干部培养和组织系统的建设上，执政党一直都有这样一个传统，将那些校园里的年轻人派到基层历练几年，然后步步提拔，最终培养一批既有文化又懂基层的领导人才。如今，中国政坛上不少高官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组部重启了选调生制度，刚满30岁的肖桂国就属于这轮选调生，自2003年起，从基层乡镇党政办到现在的广西区委党校，他已经在官场混了8年多，他的QQ里，有好几百类似经历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仕途之路并不像前辈们那样顺畅，过过小日子还可以，但对那些还怀抱着些许政治理想，曾经希望有朝一日“主政一方，造福百姓”的年轻人来说，生活却是痛苦的，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人则已经被异化得面目全非。

11月27日，新一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即将开考，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打破脑袋想要进入肖桂国他们已经进去了的官场，虽然很多人都并不真的清楚在那里究竟会迎来怎样的生活。

入官场

“农民很辛苦，我就是希望能帮他们做点事。”梁婷说，后来才发现，要在基层做点事，很难，“我不过是这个庞大系统里的一分子，能做的，更多时候是适应而不是改变”。改变需要资源，但你不是领导就不可能拥有资源，当你真的是领导了，考虑的因素也变得多而复杂，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就不会想改变了。

今年30岁的梁婷，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的秘书。8年前，当她大学本科毕业时，以选调生的身份来到广西凭祥市友谊镇政府任职团委副书记。

像她这样的选调生，在整个广西有近4500名，其中2011年全广西招入434名，这434名中，定向分给来自清华、北大的大学生名额就有93名。他们通常是被视为精英人才派去基层历练，以后要调回来担当大任的。

“我们是真正把他们当‘苗子’来培养，让他们下得去、长得好、上得来。”分管选调生工作的广西区党委组织部干部一处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这帮政治精英经过基层历练，再回到区直单位时，他们知道基层的艰苦，熟悉基层的工作，对百姓有感情，今后面对来办事的基层干部群众时，他们态度会好些，服务意识也强些，在制定政策等方面，他们也因了解基层而使政策的制定，更切合实际，避免了被基层官员糊弄的可能。”

不过，就个体而言，“选调生”不过是个标签，是进入官场的另一种通道罢了，他们进入官场的目的、混得好与坏，跟这个标签的关系其实并不很大。

肖桂国进入官场的第一站是广西梧州市苍梧县沙头镇党政办，他将自己当初踏入基层为官的原因归结为：从农村出来，总感觉做干部较体面，而且年轻也想打拼一番。

在镇党政办期间，肖桂国主要做张贴大字报，参与收取农业税，扑灭山火，收发传真，打扫卫生，搞拆迁等工作—在这个以“水稻、母猪、荔枝”为三大主产业的乡镇，荔枝种植的季节，镇领导干部会带队做表率，带头去种一棵荔枝树，以示重视发展荔枝产业，虽然种下后就不去理会了。

荔枝成熟的季节，才是镇政府最忙的时候，主要是搞荔枝公关，给上级领导、县直部门送送荔枝。“全镇干部都出去摘荔枝。”肖桂国说。

在沙头镇政府里，稍上年纪的不会打字，因此文印室便成了肖桂国在基层工作的主要舞台：很多时候，整天的工作就是在打字、复印、速印，有时一天要印上百份材料。备感苦闷的肖桂国，在和很多同到基层的同学交流时才知道，原来大家的状况都差不多：没有洗澡的热水，得烧柴火来加热；手机信号不好，得跑到楼顶某个位置打电话……寂寞、枯燥、乏味、无聊，极大颠覆了他们想象中的官场生活。

基层的苦涩，覃夏也深有体会。她2005年7月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从繁华的广州回到相对落后的广西贵港城北区港城镇政府工作，主要在党政办打杂。“当时港北区的科室，一个科室就一台电脑—可那时我已经有笔记本电脑了。”在覃夏看来，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总感觉当地政府没现代发展的意识，大家关心的东西根本就不一样，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

在基层，抓计生和维稳是主要工作。盯紧越级上访的百姓，并和相关部门联动一起截访；整天跟在领导屁股后面，平时做着枯燥乏味的会议记录；负责“保先”（保持***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让党员学习领导讲话，并提交读书笔记……这和覃夏当初想的“去做一些关心民间疾苦的事情”，相去甚远。

逃回大城市

2007年，覃夏终于受不了这些了，辞离官场。“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如果熬的话，也会有一官半职，但这有什么意义呢？”忆起这段经历，覃夏说，事实上，大学生到机关能发挥作用的很少，因为自己本身就没什么资源，也没什么经验，“想象着会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其实谁听你啊”？正如梁婷说的那样，“想改变的没条件，有条件的不想改”。

不过，大学生在基层究竟能改变些什么？也是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崇左市扶绥县岜盆乡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黄福威就认为， 由于乡镇没有财权、人事权，很多事情根本就没办法做，很多人包括基层领导，都不愿意呆在乡镇，一有机会就努力往县城挤。

在黄福威看来，考入公务员系统的大学生会写材料、懂计算机知识，他们在基层提拔比较快，对于其他基层干部来说，已经不公平了，其实这些大学生对基层的情况根本就不熟悉，做事的还是那帮老人。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体制问题之外，那些看不见的潜规则或许才是这些年轻人纷纷离开的真正原因。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按程序走，而是托熟人找关系来摆平，中国基层社会的运行逻辑，几千年来似乎从未根本改变过。即使不是身在官场中的人，也深有体味。

“一些甚至我都不认识的老乡，跑运输时车辆超载在田林县被查扣时，都经常找我帮忙。”田林县人民医院的医生黄超告诉记者，尽管自己不是在交警部门上班，但一般打个电话也可以搞定。

“即使不认识，喝两次酒，朋友一介绍就都熟悉了，打招呼也都会给面子。”黄超说，小地方就这点好处，遇事习惯找熟人，而且也能解决好。

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中，基层政治的运行也就更加无视规则，依赖关系，战友、老乡、同学等等什么样的关系圈子都有。

就连结不结婚，都是一门政治学问。尤其是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最好的融入就是联姻。

“和当地人结婚的好处是，你被认为是扎实基层的表现和决心，组织在提拔时，会优先考虑。”肖桂国说，一旦和当地人结婚，就成了顺利融入当地的润滑剂，别人在介绍你时，也不再直接说你的名字，而是强调“这是谁谁谁的女婿或老公”，毕竟娶的肯定也都是地方权贵的圈子，在提拔等方面有人帮说话，进步就比较快。

当理想遭遇现实的挫败后，这些年轻人也不得不面对这个年龄阶段所要面对的全部问题：买房、结婚、生娃、照顾父母等。于是，不少人选择了逃离。

宾秋月，2003年毕业后来到玉林北流市大里镇政府上班，2006年9月离职，目前和老公在南宁做生意。

刘强，2008年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来进入河池市委办，主要给市领导写材料。2010年12月，辞离官场，来到南宁北部湾银行上班。

黄延新，2003年毕业后在柳州市基层从政，2006年，辞官做律师。

肖桂国，尽管目前还是在体制内，但转到了广西区委党校任职。

对逃离官场或转移阵地的人，很多都是涌向了南宁。 “大城市尽管压力大，多少还是讲究游戏规则，机会多一些，选择的空间也多。”梁婷说，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因房价等压力，很多白领直呼“逃离北上广”，但结果还是“逃回北上广”。

升迁的通道

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努力往上走，当更大的官，也就成了人生可选择的为数不多的目标，但升官并不是靠一个大学生的身份就管用的。

对乡镇而言，你不是这个乡镇的人，就属于外地。而在县里，同地级市不同县的，别人也都把你当成外地，甚至在一个县里的各地乡镇官员，也会抱团形成自己的派系。对于这些外来者来说，站队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成为谁的人才行。不过，官场有起落，斗争有成败，站队的风险也不小。站错一次队，影响的很可能就会是一生的命运。

还有那些“富二代”、“官二代”们，也会经常出来分食本就不多的升迁机会。“官二代”借助选调生的选拔制度进入官场后，没在基层呆几个月就坐“直升飞机”，步步高升，这在官场中为不少人所诟病。

中组部在关于选调生的选拔培养方面，有这样的表述—“重点培养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同时为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培养高素质的工作人员”，这些定调和表述，有时成为提拔“官二代”、“富二代”的依据。

对此，宾秋月说，应该对“官二代”采取异地安插等方式，尽可能避免让其回到其父辈所能庇护的地盘，比如不能在其家人为官的出生地、成长地任职，尽可能地脱离其家人所能庇护的关系网，应该说，在同一个市都不行，在官场上，同一个市基本都能很好地运作。

在官场里沉浮，女性的命运更显艰难。女人从政获得升迁，总是和情色过多地牵扯在一起，进而成为官场津津乐道的话题。“据我平时接触了解到的，一些担任团县委副书记的年轻女孩，一些靠色相获得升迁的，她们通常就是县某个领导的女朋友。”一位深谙官场的官员如此描述，“能把持基层女官员命运的，不只是乡镇党委书记（乡镇干部要提拔，需要党委书记的推荐），因为凡是副科级以上干部，都纳入县委组织部统一管理，所以能掌控这些女干部命运的，还有县里的主要领导，有的女干部一心想着往上爬，关键时刻也因此很能豁出去。”

梁婷等多位受访者也坦承，基层官场的男女关系确实比较复杂，在这样的官场氛围中，即使获得升迁的人真不是靠出卖色相获得的，也会被怀疑，甚至谣言铺天盖地传开，因此，对一些女干部而言，获得升迁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仕途的进步，忧的是官场的议论：她是谁的情人，她和谁有一腿……流言蜚语，不堪其扰。

“我当年一个22岁的小姑娘，性格开朗活跃，加上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会打字、会写发言稿，领导有什么事也喜欢叫上我去做，人家也会怀疑和议论说你是不是在出卖色相。”

梁婷直言，“其实我真没什么，自己很谨慎地走好每一步，但还是有人会说，在这个官场环境中，不管你有没有事，一旦进入，基本上也就无法逃离色相与升迁的暧昧揣测。”

这点，肖桂国也有体会。他正忙着主编的那本关于选调生的书，马上就要出版了，但他拟定的书名《选调生眼中的官场》却遭到了很多参与者的强烈反对。

开始肖桂国还不明白为什么，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他们反感的是“官场”二字，“在今天的社会，这个原本中性的字眼已多少被异化为藏污纳垢、色情、权钱交易等不好现象的代名词了。”肖桂国说， 所以身处官场的他们，不愿去面对“官场”这两个字的异化内容， 他们担心参与编写这本书会对他们的仕途，带来不利影响。

这个书名提出后，Q群里马上就有Q友发出措词强烈的声明：鉴于书名被改，性质已发生根本的变化，本人决定退出，特此声明！

这让肖桂国的出版计划陷入了困境。“在基层，他们都算得上是高素质的政治精英，但一个书名都能引起这么大的波澜和争议，你说到底是他们改变了基层官场，还是这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改变和同化了他们？”肖桂国说，定个书名尚且如此，何谈其他什么改革（南风窗）